甲骨文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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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清朝考古学家罗振玉简介，罗振玉甲骨文书法作品有哪些
• 2、中国的文字，从甲古文到汉字经历了哪些过程？
• 3、罗振宇对甲骨文的贡献是什么

清朝考古学家罗振玉简介，罗振玉甲骨文书法作品有哪些

最佳答案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中国的文字，从甲古文到汉字经历了哪些过程？

最佳答案中国的汉字属于象形文字，由图形逐渐演变，看字形就能辨别出来。比如，“日”字，就像天上的太阳。“月”就像一个弯弯的月亮，“弓”像一把弯曲的弓箭一样。汉字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首先从表形，到表意再到形声。我相信很多人很好奇，我们知道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那么甲骨文是如何变成现在的汉字的？

仓颉造字

1.甲骨文

汉字是由谁创造的呢？后魏书法家江式在《论书表》中说：“古史仓颉览二象之爻，观鸟兽之迹，别创文字，以代结绳，用书契以纪事。”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在黄帝之前中国还处于结绳记事，而仓颉观察鸟兽的足迹，创造了文字，用以书写记事。在《说文解字·叙》当中的记载和《论书表》当中的记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远，万品以察。”所以，仓颉创造了中国古代最原始的象形文字。

甲骨文

现代考古发现，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成体系的古汉语文字，距今大约3600多年的历史。殷墟当中的“甲骨”是用来干嘛的呢？其实，就是用来占卜用的。所以，很多史学家认为汉字起源于八卦。由于古人对大自然缺乏科学的认知，古人遇到自然灾害、疾病、战争等，必须占卜吉凶，因此在甲骨上面刻上了文字。由于古人很重视占卜，甲骨文逐渐传承下来，并演变为后来的汉字。

在甲骨文没有出现之前，原始人类都是靠符号或者画图形来记事，这些图形符号基本刻在陶器、兽骨、石壁上，但是没有形成体系。甲骨文是成体系的文字，比较丰富，不过甲骨文的形成应该经历了几个世纪才形成了，绝对不是一天冒出来的。只是目前的考古不能证实，还有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出现。在没有其他文字出现之前，甲骨文毫无悬念的成为我国最早的汉字。

2.金文

商朝时期的文字刻在甲骨上用于占卜，是我国最早的汉字形式。随着商朝的灭亡，文字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古文字

西周时期，周天子大封诸侯，并赠送青铜器。比如大将出征、诸侯王嫁女、宗庙祭祀，周天子就会赠送钟鼎玉器等贵重物品。在赠送钟鼎的时候，会刻一些歌功颂德的文字或者将赠送的奴隶、马匹数量等，用铭文的形式刻在上面，然后赏赐给诸侯大臣。所以，刻在钟鼎上面的文字称之为“钟鼎文”。由于，钟鼎属于青铜器物，古人将铜称作金，刻在钟鼎上面的文字又称之为“金文”。

近代古文字学家容庚编著的《金文编》收录了3722个金文，

其中可以识别的文字有2420个，这些文字，大多来源于秦汉时期的铭文。金文形成的年代在商朝末年，西周开始进入鼎盛，周宣王时期出土了《毛公鼎》，上面刻的铭文共32行，497个字，堪称青铜器铭文字数长度之最。

3.大篆

西周后期，金文逐渐发展成为“大篆”。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说，大篆的为周宣王时期的史官史籀创造的，所以大篆又称之为“籀（zhòu）文”。在周宣王之前，多采用古文（周宣王之前的文字都统称为“古文”）。到了周宣王以后，六国书写体系发生改变，皆采用大篆。春秋时期的孔子修订《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大篆书写。大篆与以前的古文不同点在于，以前的文字不规则，不整齐。而大篆均匀柔和，结构整齐，大篆的出现，已经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4.小篆

到了战国时期，七国的字体各不相同，书写不规范。秦始皇兼并六国以后，李斯上书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于是，在李斯的主持下，对先秦时期的大篆进行了简化，创造了“小篆”。李斯在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都用小篆书写而成的。

小篆

秦朝在我国历史上虽然昙花一现，但是创造的小篆对后世的影响深远。汉承秦制度，皆用篆书。尤其是古代印章，由于小篆字体优美大体，笔画复杂，可用于防伪，所以历代封建王朝所使用的官吏印章，皆采用小篆。包括现代书法家们在书画落款盖印时所用的印章，也都用小篆雕刻，这样更显大体。

虽然李斯创造了小篆，但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古文书籍被焚毁殆尽。秦人重新编撰新书的时候，发现小篆文字书写缓慢比较繁琐，后来又采用了新的书写文体——隶书。

5.隶书

“隶书”的创造者为秦朝的作册内史程邈。相传程邈善写大篆，最初为狱吏，帮忙造册写文书，后得罪了秦始皇，关押在云阳狱十年余年。在关押期间，他觉得大篆书写太繁琐，无聊之余，就把大篆和小篆的圆转改变为了方折，删繁就简，写成隶书3000字，上书给秦始皇。秦始皇看后赞不绝口，嘉奖了程邈，并赦免其罪过用为御史。由于其书写的文字简洁，方便官狱隶人书写，故名“隶书”。

梁升卿隶书《唐御史台精舍碑》

在秦朝除了小篆和隶书，其实还有八种文体格式都是通用的。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所著《书断列传》中称秦文为“八分”，后魏书法家江式在《论书表》中称之为“八体”，分别为“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在秦朝的书写体系当中，虽然有八种书写形式，而隶书是最为简便的一种。所以，隶书书写简便被大众所接受，中国的文字又入另外一个高度，并为以后行书、楷书、草书等文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6.草书

“草书”创造者为东汉名将张奂之子张芝（字“伯英”），被誉为“草书之祖”。张芝还有一个弟弟叫张昶，擅长章草，有“亚圣”的美誉，可见其家族擅长书法。

张旭草书《肚痛帖》

草书笔法纯粹简略，可以一笔成字。在某些人眼中，草书潦草，但是又显得简单。比如，日本人就取汉字草书，创造了平假名。但是，从小学方块字的国人来说，再去看草书，根本看不懂。因为草书没有章法可言，形体潦草，如果，让日本人学习草书，估计更简单。

在张芝的“草书”没有出现之前，还有一种书写形式“章草”，根据张怀瓘的《书断列传》记载：“按章草，汉黄门令史史游所作也。”史游为西汉元帝（公元前48～前33）时期的书法家，他所创的“章草”，比张芝的“草书”要早两个多世纪，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草书”和“章草”区分开来。

7.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或正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来，兴起于东汉末年，要晚于草书。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说：“字皆真正，曰真书，大率真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其于举趣盖有殊焉。”从这段话中我们可知，楷书、行书、草书都来源于隶书。草书和行书书写难度较大，只有真书（楷书）一撇一捺分明，字体整齐端正，所以老百姓都书写楷书，以至于成为我们现在书写的正体字。

钟繇小楷《力命表》

楷书的其代表人物为汉魏书法家钟繇，钟繇不仅仅擅长楷书，还擅长篆、隶、行、草多种书文体，当然楷书的造诣颇高，被后世尊称为“楷书鼻祖”。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书断列传》中，评其书法为“神品”。可见在古代书法界，钟繇的名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8.行书

“行书”为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书法家刘德升所造，汉魏时期的著名书法家钟繇和胡昭，都是其学生。此外，行书还分为“行楷”和“草楷”。《六体书论》中说：“不真不草，是曰行书。”所以，行书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写文体。

王羲之行书《兰亭序》真迹

从行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来看，行书与篆、隶、草、楷的最大区别在于，没有形成独立的“行法”。不过，行书无法却有体，最大特点是用连笔和省笔，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较高。所以才诞生了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罗振宇对甲骨文的贡献是什么

最佳答案可能问的是：罗振玉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叔蕴，号雪堂，江苏省淮安府人，金石学家。在甲骨文和敦煌写卷研究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甲骨四堂之一。

罗氏曾有一篇“自挽联语”，概括了他一生的几件大事，内容如下：

毕生寝馈书丛，历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守缺抱残差自幸。

半世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

“洹水遗文”

指殷墟甲骨文。1898至1899年间，王襄、孟定生、王懿荣分别判断出甲骨上刻的是古文字，开始加以收藏。1903年罗氏在上海见到刘鹗收藏的甲骨，“一见诧为奇宝，怂恿刘君亟拓墨，为选千纸付影印”，《铁云藏龟》由此面世。1907年罗氏进入学部后开始收藏甲骨，并深感其珍贵和濒危，为此，1910年前后大量搜求，毕生收藏甲骨数以万计。

1911年罗氏编辑甲骨文资料，并出版《殷虚书契》前三卷，至1933年陆续出版了八卷本《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菁华》（1914年）、《后编》（1916年）、《续编》（1933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等，刊布甲骨文资料五千四百余版，占同期海内外刊布总数的三分之一，为传统国学的研究提供大量新资料。

1903年罗氏在《铁云藏龟序》中已论证甲骨文为“夏殷”遗物，有助于古文字研究，“且可证经史”。1908年进一步向古董商访求到甲骨的真实出土地[2]，1910年发表《殷商贞卜文字考》，第一次考定甲骨真实出土地为史称“殷墟”的安阳小屯，又对照《殷本纪》，首次确认了这批历史资料的性质。1915年初罗氏完成并刊印《殷虚书契考释》，提出形音义可考的甲骨文485字；考订出商先王庙号十八、先公庙号二，至今该书仍然是甲骨文研究的重要资料，由于罗氏在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等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被称为“甲骨四堂”之首。

“西陲坠简”

是指汉代烽燧遗址简牍的发现与研究，自1901年以来，斯文赫定、斯坦因等在中国尼雅、楼兰等地进行调查发掘，并带走大量汉晋简帛文书，八年后国人才辗转得知此事。罗氏写道“光绪戊申（1908年），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魏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3]，同时文物被收藏海外后“典守森严，不殊秘阁，苟非其人，不得纵览”[4]。于是，罗氏设法通过伯希和与整理这批简牍的沙畹建立了联系，沙畹允诺简牍整理好后，即提供文书写本。辛亥革命后，罗氏虽身在日本，但仍惦念简帛一事，1912年再次向沙畹催问，终于在1913年得到手校稿本。经三子罗福苌翻译，重新按内容分类，与王国维分任考释，于1914年出版近代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流沙坠简》。

“鸿都石刻”

鸿都是汉代朝廷藏书的地。这里罗氏是指汉魏石经，也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石经原立于太学，汉魏以后屡遭破坏，原碑不复存在，仅有残石陆续出土。宋代开始有学者收集传拓石经残字并校勘经文，罗氏致力于儒学经典的传承，1928年开始收集经石的诸家拓本，整理考订，后又陆续增补，1938年重编为《增订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二卷》“计七经之文，总得五千五百九十三言，诸经校记一百八十言，合以序记残石，总得六千一百六十三言”，）[5]使“绝于永嘉之乱”的珍贵文物得以重现人间。

“柱下秘藏”

在此指明清大库档案。位于故宫东南隅(东华门内)的大库，是清代内阁存放档案和书籍的处所。1909年面临修缮，奏请焚毁无用档案。张之洞曾就宋人玉牒残页流散之事询问罗氏，罗氏提出大库所在地为明代文渊阁旧址，当还有宋版书，应加珍重。由此，张之洞奏请“片纸只字不得遗弃”，书籍和其它有关资料俱归学部，并要罗氏时时前往相助。期间，罗氏多次发现大量涉及清初历史的重要档案，包括清初绘制的“地图十大轴”等均被列入“焚毁”之列告张之洞。由此部分档案运至学部保存起来，更大量的由于内阁已“奏请焚毁”，遂让罗氏迅速“设法移入部中，但不得漏于外间。”于是装了八千麻袋运到学部后堂暂存，再转移至国子监敬一亭保管。

1921年这批档案存放于历史博物馆，除部分比较完整的被北京大学借去整理外，余下的数千麻袋档案再次被以“烂字纸”为名，经由教育部批准卖给同懋增纸店。同懋增纸店以四千元买下这些“烂字纸”，除零星出售外，大部用于化纸浆。罗氏因事至京，在市上看到洪承畴揭帖和高丽国王贡物表，断定是大库所出。在金梁协助下，以三倍价钱从同懋增纸店回收尚存的所有档案。为此曾奔走于京津筹款，1924年十月，立遗嘱时着重指出，有债务约四万元，须变卖所藏书籍、字画、文物以偿清，“诸欠款中以金息侯老伯手一万元为最要， 此系京旗生计维持会公款，借以购大库史料者”。

1922年罗氏以一万二千元买下劫余的大库档案后，初存北京彰仪门货栈，又移商品陈列所大楼，请十余人检视整理。发现不少有关边务战事、清初开国方略的档案，以及朝鲜、琉球、安南题表等等，很多都是前所未闻。消息传出人们得知纷纷要求观看，于是北洋政府想要收藏、国外有人且重金求让等，罗氏均不许。不久商部忽勒令移出，只好将少部分带回天津河北京旗生计维持会博爱工厂，大部分觅赁善果寺余屋，并连夜迁入。这一阶段整理编印了《史料丛刊初集》十册等。终因人力财力的限制，以不得转售异国为约，转让李盛铎。后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才最终被保护起来。

其后，市面上仍有不少流散的大库档案，罗氏继续在北京收集，移居旅顺时，与所藏文物一起运旅。1934年成立大库旧档整理处，印行《大库史料目录》六编。除此以外，自1924年至1936年罗氏编辑、影印出版的有：《史料丛刊初编》、《清太祖实录稿》、《史料丛编》、《皇清奏议》、《皇清奏议续编》等。罗氏等学人对明清两代历史第一手资料的保护整理，使今天的清史研究得以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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