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甲丰开发有限公司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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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鸿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 2、淮军是由哪些人组成？请列举有关战例及其屠杀。
• 3、甲骨文是如何出土的??

李鸿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答100年前的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生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生前身后都遭到诟病。本文试图从新的视角审视李鸿章，相信对仍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人不无助益。离1901年的结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那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

李鸿章，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自1840年英国人用舰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中国人沿海岸修筑的所有整齐对称的炮台和花费巨银买来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舰队，没有一次阻挡住“蛮夷”的入侵： “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已。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而就在李鸿章死时，因为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和几近天文数字的赔款而成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的《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外国联军仍在整个朝廷逃亡在外的情况下占领着大清国的都城北京。 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国来说，洋人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洋务重臣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 “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却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众多的痛骂，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尽管洋人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是李鸿章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到1895年2月17日16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的事实，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朝廷顾不得“天国颜面”，再令李鸿章去日本议和。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振聋发聩之声

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免去显赫职务的李鸿章，赋闲在京城贤良寺。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朝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只有 “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的俄国之行还有一个重要行动，即与俄国结盟。

“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这一次，李鸿章没能意识到一个具有近代常识的问题：铁路的延伸正是扩张领土的主要手段。至于当大清国受到日本威胁的时候，铁路能够便于军事援助这一点，李鸿章和大清国的官员都没想到，如果俄国人想侵入并占领中国的东北，这条铁路同样会给俄国人提供军事运输的便利。更何况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一旦“路权”模糊不清，俄国人就会有理由在铁路沿线派驻武装。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就是对中国东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中东铁路警察队”。关于后者，李鸿章想到了，于是他坚决反对俄国以官方的名义投资铁路，而坚持用私人投资的方式。李鸿章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铁路的修建变成商业行为。

离开俄国，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欧美之行。在英国，他特意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李鸿章觉得那简直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而大清国要员的出现引起了英国人极大的关注。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令李鸿章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海军和陆军。他还参加了汇丰银行的招待会，在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李鸿章的开明思想令他说出了：“实具同心。”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报道说，当客轮驶往美国的途中，李鸿章在船上对每一位他见到的美国人都问这样的三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你能挣多少钱？你住得离纽约近吗？

《纽约时报》记者接着报道说：“没有乘客表示他曾向女士问过这三个问题。”

而对美国记者关于“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出路”的回题，李鸿章的回答是：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

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美国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的回答是：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李鸿章甚至宁愿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李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结束访美之后，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20年无事。然而仅仅4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国都城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国人！紧接着，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想法的俄国人开始胁迫大清政府将“东三省永远归俄国所有”。这时候，李鸿章终于明白：大清国自与洋人来往以来所奉行的 “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多么的天真无知。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 “胥聚于中国”。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最后一次出场

1900年6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仅20公里。21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 “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大清国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这种影响虽可能如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以卵敌石，岂能幸免？”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

此一悲惨事件发生之前，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 “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开始了他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他去了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 “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 “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而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 “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复电李鸿章，言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

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几种评论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李鸿章的“汉奸”、“卖国贼”帽子

在中国大陆，李鸿章几乎成了“汉奸” 、“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全盘否定历史人物。李鸿章的一生丰富、复杂，限于篇幅，全面评述留待异日，此处先介绍晚清一些著名人物的评论。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在辛丑和约上签字后不久，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任公不愧为史学大师，这些话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以《辛丑和约》来说，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这怪谁呢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纵和支持义和团的愚蠢官员们的误国大罪。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国际法传入六十年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情绪恶性大发作。只要清政府善于引导和制止，本来可以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却要煽动与依赖这些无知之民同列强“一决雌雄”、“张国之威”!(《宣战诏书》,光绪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

要全面评价李鸿章，不妨再听听张之洞的意见。张、李政见常相龃龉。谭嗣同曾一再引用他对李鸿章的评语: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他们既是同时代人，又是颇有见识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门生故旧，这些亲身观察所得颇值得后人重视。

翻开一部晚清史，轻重工业创办，矿山开采，铁路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学校的创办，海军创建，陆军编练，外交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他还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方针和许多改革、开放的主张，未被而延误了时机。是非得失如何？失误中哪些是环境限制，哪些是自身责任？需要认真梳理。梁启超说：“今日举朝二品之大员，五十岁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针见血，应该三思！

淮军是由哪些人组成？请列举有关战例及其屠杀。

答1862年，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又出现了一支凶悍的地主武装，这就是李鸿章的淮军。淮军是曾国藩的湘军扩张的产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发展壮大，并成为扼杀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力量；之后，又成为绞杀捻军起义的主力军。随着淮军的日益强盛，其创建者和统领李鸿章的政治权力越来越膨胀，淮军由地主军事武装组织逐渐演变为左右时局的政治集团，不仅担负着当时军事和国防的重任，而且影响到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支撑了晚清四十年的局面，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

一、李鸿章和淮军的崛起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1823年2月出生于安徽合肥。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及第后入翰林院，开始仕途生涯。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并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向长江中下游挺进。1853年3月，攻克金陵，更名天京，定都于此。清廷震惊，命周围各省在籍大臣举办团练，配合绿营军（清朝中央的正规军）与太平军作战。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奉命随同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安徽办理团练。此时，已在长沙举办本省团练的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抓住当时紧张局势，编练成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湘军在军事上步步得势，人数在不断增加，逐渐成为各地主武装中最强大的一支。在皖乡，李鸿章因与太平军作战功绩卓著而受到朝廷封赏，也因此为众人所忌，“无所就，乃弃去”，于1858年投身曾国藩的幕府，成为湘军的一员。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清政府赖以抵御太平军、屏障苏沪的江南大营被攻破，软差大臣和春战败而亡，绿营军主力瓦解。于是，羽翼已丰的湘军便成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唯一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曾国藩被授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总揽军权，湘军得以迅速扩充。

是时，太平军连克江苏、浙江等地城池，直捣杭州，威逼上海，清军孤守镇江，形势危急。清政府令曾国藩派兵援驻镇江，而惶恐不安的上海官绅也派代表赴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湘军虽然实力很强，但要应付江南四省的战局，仍感兵力不足。但出兵东援苏沪，既可以造成湘军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迫使太平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又可以直接控制苏沪的饷源，保证每月可得白银十万两接济湘军，以补军饷之不足。这对湘军的扩张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曾国藩经过慎重考虑，同意出兵救援。但在组建援沪之师的人选上，却斟酌再三，最后决定让李鸿章担此重任，回家乡招募新勇。李鸿章之所以深得曾国藩的信任，成为湘军扩张营伍的人选，一是他与曾国藩不同寻常的关系。李鸿章之父文安与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1838)同榜进士，又同为京官，结为世交。李鸿章1844年中举后即入曾国藩门下，一直以师事曾国藩。二是李鸿章入曾氏幕府之后，由于他翰林出身的背景，以及他在皖乡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和功绩，深得曾国藩的赏识，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曾国藩认为他“才可大用”，保奏留在幕中，协理军务。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李鸿章把组建自己的勇营，救援苏沪，作为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转机与进阶。他回到家乡庐州，尽心竭力，快速组建了一支由旧有团练为主的地主武装——共计十三个营，六千五百人。其中有潘鼎新的鼎字营、张树声张树珊兄弟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因为这支队伍主要是从淮河流域招募的，所以叫“淮勇”（“勇”以区别于清朝国家的正规军），史称淮军。

1862年4月至6月，上海官绅雇用英国商船，将淮军分批全部运抵上海，淮军开始了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从此，淮军及其创建者李鸿章开始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崛起。

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

淮军抵沪后，一切都按李鸿章的部署进行着。此时，李鸿章已授理江苏巡抚之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地位日渐巩固。

淮军也在积极扩充，因为十三营的兵力实在难以支撑当时的战局。李鸿章通过回皖乡招募、改编前江苏巡抚薛焕所部防军、借将带兵、收编两淮团练和太平军降众等方式积极扩充营伍，新增营头达三十多个。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加紧“练兵练器”，全面提高淮军的作战能力。淮军初至上海时，洋人见淮军衣装朴陋，辄“笑指为乞丐”。李鸿章曰：“兵贵能战，非徒饰观？迨吾一试，笑未晚也。”（《清史稿·李鸿章传》卷410）1862年6月中旬，淮军在上海虹桥、徐家汇等地经过苦战，接连获捷，捕杀太平军三千余人。于是，洋人对李鸿章大加叹服，皆“以拇指示之”。

李鸿章还勾结英法干涉军以及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常胜军（即洋枪队），与淮军联手对付太平军。他亲眼目睹了洋枪洋炮的神奇，不惜重金购买洋枪洋炮武装淮军，并聘请外国军官教练淮军。淮军的装备很快精良起来，战斗力也大为提高。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李鸿章采取了“用沪平吴”的战略。他首先加强了对上海的防御，使太平军难以挺进淞沪，继而攻击其周围地区，配合湘军作战。淮军从1862年3月创建至1864年7月先后收复了被太平军占领的城池有南汇、江阴、无锡、苏州、宜兴、溧阳、嘉兴、常州、平湖、海盐、长兴、湖州、广德等二十多个府州县，杀戮和诱降了大批太平军将士，大大削弱了太平军有生力量，对湘军攻陷天京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至朝廷在“论功行赏”时，封李鸿章为一等肃毅伯，并赏戴双眼花翎。

淮军以十三营的兵力进驻上海，至天京陷落时，全军已发展成为一支近一百二十营，六七万人的强大武装。之后，淮军又成为清政府“剿捻”的主力。

捻军是活动在皖北、鲁西南等地的农民武装。起初规模不是很大，1855年，各路捻军会合后，势力逐渐强盛。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捻军成为最活跃、最有力量的抗清武装。1865年5月，赖文光指挥捻军在山东曹州歼灭了清朝的主力军队，主帅、软差大臣僧格林沁战死。清朝廷大为震撼，命曾国藩为软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此时，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大部分已经裁撤了，因此“剿捻”的主要兵力是淮军。曾国藩的八万“剿捻”大军中有六万是配有洋枪洋炮、装备精良的淮军。

由于淮军一直听命于李鸿章，以致曾国藩调动指挥起来不能得心应手。1866年秋末，捻军突破曾国藩的防线，湘淮军一蹶不振。之后，捻军兵分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帮率领的一支，在山东和中原一带作战，为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的一支，联合回民军在陕、甘一带成为犄角之势，称为西捻国。同年年底，清朝廷改授李鸿章为软差大臣，专办“剿捻”。李鸿章亲临指挥，呼风唤雨，游刃有余。他妥善解决了淮军的粮饷供应问题，并借鉴曾国藩“剿捻”的经验，实行“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作战方针。这样，从1866年12月李鸿章领命到1868年1月赖文光被害，仅一年一个月的时间，东捻军就被淮军镇压下去了。

在剿杀西捻军时，淮军遭到张宗禹率部的顽强抵抗，加之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战略上的分歧，一时进攻受阻。然而天公帮了淮军的大忙，五月中旬以后，黄河水暴涨，形成天然防线，捻军受到致命威胁，淮军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八月，西捻军全军覆没，张宗禹投水而死。李鸿章的淮军“剿捻”大获成功。此时，淮军达到鼎盛，兵力达七万多人。

三、从军事武装到政治集团

根据清代制度和惯例，无论何种军事行动，一旦战争任务完成，八旗必须遣返防地，绿营必须遣返汛地，团勇则须解散归农，统兵将帅则各归建制。然而，自僧格林沁战死后，清朝廷已派遣不出领兵大将，而国家正规军又不足依恃，因此，淮军在“剿捻”后虽然有所裁撤，但仍是保卫国家的重要力量。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淮军更是长期防守北疆的门户，担负国防重任。我们来粗略看看淮军布防与作战情况：

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八年(1882)，淮军所防区域为直隶、保定、天津、山东、江苏、吴淞海口、湖北、山西、陕西等地，约四五万人；1884年中法战争时，布防北洋及经扩充分防各地的淮军共有一百三十二营；1894年中日战争时，淮军增扩至一百四十六营。战后虽大量削减，留防南北洋的淮军尚有六十三营。1898年大练新军时，裁为二十营，而这二十营的淮军仍然成为1900年与八国联军之役的首当其冲者。淮军在巩固国防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之后，保卫国家的重任被袁世凯的新式陆军所取代，淮军的历史使命才宣告完结。

清政府正是依靠淮军这样一支武装安内攘外，防患固本。而淮军的创建者和统领李鸿章也正是凭借自己掌握的兵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李鸿章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他的戎马、封疆、洋务都与他一手创建的淮军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他1870年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要职，也正是手中掌有重兵之权。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人选必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统兵大权和才能，能够确保京师安全；二是具有应对外交的经验和能力。李鸿章就任此职后权力极度膨胀，“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最巨”（刘体智《异辞录》卷二，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随着李鸿章的权势日趋显赫，淮军已从军事武装演变成为势力强大的政治集团。

“坐拥重兵，挟淮军以揽权”（秦钟简《请罢斥李鸿章片》）的李鸿章，积极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巩固淮系集团的政治地位。他“任人唯亲”，重用亲属，提拔部属乡里，“淮军将校，果有能者，无不用也”。其兄李瀚章官至湖广总督，曾积极协助他筹建海防；部下张树声曾为两广总督，并在李鸿章丁忧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刘秉璋官至四川总督；潘鼎新为云南、广西巡抚。他们都是淮籍人。又如，李鸿章格外看重的北洋海军，也用老乡丁汝昌作统帅。本来海军提督必须具有多年领兵经验，并深谙西洋海战者才能胜任，而丁汝昌对军舰、海战茫然无知。这也是导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失利的原因之一。李鸿章深知政治集团内部团结和稳定的重要性，利用宗族、姻亲、同年、师生等关系，紧密淮系将领间、将弁音、幕僚间的联系，比如张树声与树珊、树屏为兄弟关系，张遇春与子志邦、侄志鳌为父子叔侄关系等。李鸿章还仿恩师曾国藩建立军幕，使之成为许多人获取政治地位的途径，由此而攀致高位。幕府僚臣中丁日昌、王凯泰、郭嵩焘、钱鼎铭、倪文尉、刘瑞芬、刘郇膏、李元华等都官至巡抚，而郭柏荫、周馥位至总督。

李鸿章还想方设法笼络当时在政治上、社会上有名望、有影响力的人士，扩展淮系集团的政治影响。李鸿藻是同治帝的师傅，后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用他与栾＠①联手来牵制奕＠②与李鸿章的势力。李鸿藻和他的老乡直隶人张佩纶、张之洞都是当时有名的“清流派”的头目，他们议论时政，左右舆论。当张佩纶因马江战败，被夺职遣戍三年回来以后，李鸿章把爱女菊耦许配给他为妻。时菊耦刚过二十，而他已年满四旬，且系三娶。李鸿章择他为婿，表面是用其才，实际上是想借他疏通李鸿藻。

淮系集团的影响力还渗透到晚清的外交、文化教育、工业经济等许多方面。“李鸿章生平事业，就其个人而言，以淮军为重要；就国家而言，则以外交为最重要，其次则为海防设施，又次则为工业建设”（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第384页）。在文化教育方面，李鸿章为首的淮系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建立新式学堂、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工业经济方面，淮系洋务派除了发展军事工业外，还积极兴办民用企业。比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李鸿章奏设的第一个棉纺织工厂；中国最早的电报、铁路也是淮系最先倡办的。在外交事务方面，“李鸿章主持外交海防，一身系国家安危，所承担者是国家的大利大害，亦即清室政权的命运”（同上）。李鸿章早在淮军抵沪后就开始与外国人接触，在以后的戎马和政治外交生涯中，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洋人、了解洋人。他被公认是当时最能与外国人打交道、最具外交能力的人，以至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他曾出使俄、英、德、法、美、荷、比等欧美国家，多次代表清政府主持与外国侵略者的谈判。1900年7月，已近八旬的李鸿章又以全权大臣的身份代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和谈。是擅长外交也好，丧权辱国也罢，李鸿章无疑是当时国际外交上的风云人物。

当然，淮系集团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淮系集团本身，而在于通过淮系集团的影响力大大提高了汉人在朝廷的政治地位。在清政府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满汉畛域之见，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官员在文化上利用，在政治上可能也予以尊宠，但绝不授以左右时政的权位，更没有让汉人掌握过兵权。直到太平天国革命时，赖以镇压太平军的绿营军主力瓦解，清朝廷才不得不借助当时势力正强盛的湘军去镇压太平军，于是湘军的统领曾国藩才成为第一个掌握重要兵权的汉人。之后，清政府赖以“剿捻”的领兵大将僧格林沁战死，才使得淮军成为清政府可以依恃的力量，李鸿章也才可能成为又一位掌握重兵之权的汉人。曾国藩、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勃兴，标志着满汉之间矛盾的淡化，标志着清朝的权力中心由朝廷而向官员大臣尤其是汉族官员下移。但曾国藩因病故而过早地离开了政治舞台，李鸿章“坐镇津门”达二三十年之久，其影响自然是曾氏所不及。“凡所指置，足奠邦基。……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安内攘外，声望极一时之盛”（刘体智《异辞录》卷二，见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第393页）。光绪二十年(1894)，清廷赏戴其三眼花翎，这是汉人享受到的最高尊宠，即便满族大员也仅三四人获此荣耀。

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崛起并活跃在晚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满汉矛盾乃至君臣之间的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历史时期，从军事而至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清史稿·李鸿章传》对李鸿章有如下评论：“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从根本上动摇了满汉畛域之见，真正确立了汉人的政治地位，也为康梁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政治基础。淮系的晚出者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凭手中掌握的北洋军镇压资产阶级革命，维护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戊戍变法”及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统治都是李鸿章和淮军影响的继续。

甲骨文是如何出土的??

答1899年

古董商人携甲骨至京，王懿荣判定甲骨上所刻为古文字，重金收购，此为甲骨文发现之肇始。

王襄与孟定生也在天津开始收购甲骨文。

1900年

沙孟海生。.

秋，王懿荣以身殉国(1845—)，山东福山人，著名金石学家。《清史稿·王懿荣传》：“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和、潘祖荫并称其学”。殷墟甲骨文是他第一个认识并作为珍贵文物购藏的。*

1901年

王懿荣之子王翰甫为还旧债，出售家藏甲骨与古器物。刘鹗(字铁云)开始收买有字甲骨。

唐兰生。

商承祚生。

1902年

刘鹗先后购得有字甲骨约5000片，开始选拓墨本。罗振玉在刘鹗家中见其甲骨文拓本，叹为“汉以来若张(敬)、杜(林)、杨(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之文字。

诸乐三生。

1903年

刘鹗《铁云藏龟》六册石印出版，共收甲骨拓片1058枚，为第一部甲骨著录。刘鹗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该书的出版扩大了甲骨文资料的流传范围，标志着甲骨文从学者书斋中的“古董时期”进入“金石时期”。

1904年

孙诒让著《契文举例》二卷第十章，为考释甲骨文第一部著作。

1906年

山之南生(—？)，山东黄县人，1924年从叔外祖丁佛言学甲骨文、钟鼎文，其甲骨文书法曾参加上海“中国语文展览”、上海救济委员会主办的“救济古物书展”等，获得好评。

冯文凤生。

游寿生。

1908年

罗振玉获悉甲骨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小屯殷墟。

孙诒让卒。

1909年

童雪鸿生。

1910年

罗振玉考订甲骨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玉简斋石印出版。

1911年

罗振玉、王国维赴日本京都。

胡厚宣生。

1912年

罗振玉撰《殷墟书契》。

1913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在日本出版。

1914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共考释并加以解说485字。

1916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默拓影印本出版。

1917年

罗振玉《殷文存》影印本出版。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这两篇著名论文，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1919年

罗振玉回国寓天津。

1920年

王襄编第一部甲骨文辞典《秿室殷契类纂》收可识字873个。

1921年

罗振玉撰并书《集殷墟文字楹帖》一卷由贻安堂影印出版。

1922年

秦士蔚生。

1923年

商承祚编《殷墟文字类编》收入可识字789个。

1927年

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将考释文字增至今571字。

罗振玉、章玉、高德馨、王季烈《集殷墟文字楹帖汇编》由东方学会石印出版。

1928年

丁辅之《商卜文字集联》(附诗)石印本出版。

至1928年，各类甲骨著录共收甲骨9919片。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开始大规模科学发掘。

1930年

丁佛言卒(1878—)，山东黄县人，其于古文字学精思博览，尤其精深甲骨和金文研究。甲骨文书法笔力沉厚，气息醇古。

1931年

5月，张守义《中国古代书契制度》发表于《金陵学报》第1卷第1期。

徐无闻生。

1932年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发表，其中对五期书风的界定，对后世甲骨文书法创作影响甚大。

冯文凤书《赠春渠先生甲骨文书法轴》，刊于《当代名人书林》、《民国时期书法》。冯文凤乃广东鹤山人，卒年不详，她以金文笔法写甲骨文书法，行笔沉着，线条丰存，结构工稳匀称。

1933年

郭沫若《卜辞通纂》在日本出版。

陈夕康《龟甲骨文字概论》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4年`

孙海波《甲骨言语编》出版，已能辨识甲骨文五六百字。

1935年

戴异撰并书《集殷墟百联一卷》刻本问世。

1936年

安阳举行第十三次发掘，得甲骨17000余片。此为殷墟甲骨文第一次重大发现。

1937年

简经伦《甲骨集古诗联》(上编)，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出版。

作者：shiyangde 2006-6-11 19:2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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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丁辅之《观水游山集》墨缘堂石印本出版。

1939年

叶玉森卒(1878—)，江苏镇江人，著有《殷契钩沉》、《说契、研契技谈》、《殷墟书契前后编集释》、《铁云藏龟考释》等。其所写甲骨文，以毛笔作刀笔，颇得卜辞文字遗韵，曾撰联并书《天衣集》一卷。

1940年

罗振玉在旅顺卒(1866—)，浙江上虞人，“甲骨四堂”之一，有甲骨学著作多种问世，后世誉他是“开甲骨文识字之始”。考释之余，提笔挥写甲骨文，是近代以甲骨文入书的开创者，并以考释的几百甲骨文字编集楹联，其甲骨文书法秀润清丽。

1941年

易孺卒(1874—)，广东鹤山人，擅甲骨文书法篆刻，气息高古。

1946年

王雪民卒(1882—)，天津人，善以甲骨文入印。

1948年

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9片。

1949年

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27片。

丁辅之卒(1879—)，浙江杭州人，精于甲骨文书法，他在前人基础上，用常识之契文集自撰联语、诗作，留下大量甲骨文书法作品。

1950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安阳殷墟科学发掘。

董作宾与王怡合编《集契集》。

简经伦卒(1888—)，广东番禺人，早年曾任国民政府参事，后游历南洋欧美。其甲骨文书法篆刻恬淡超远，自然天成。著有《甲骨集古诗联》(上、下册)、《琴斋书画印全集》、《千石楼印识》、《琴斋印留》、《巳卯第一集》、《丁亥第二集》。

刘顺生。

1951年

胡厚宣《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5片。

1952年

孙儆卒(1866—)，江苏南通人，教育家，其甲骨文书法多以集长联形式出现。

1953年

郭若愚《殷契拾掇二编》，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3片。

1954年

9月，日本贝冢茂树《甲骨文与金文的书体》载于《书道全集》第1卷，对董氏书法断代做了更进一步分析，多有发明。

1956年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出版。

傅振伦《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字与书体》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第1期。

王襄卒(1876—)，天津人，古文字学家，是我国殷墟甲骨文的最早鉴定和购藏者之一，其甲骨文书法厚重质朴，见于《甲骨文书法艺术大观》。

柳诒征卒(1880—)，江苏镇江人，历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教授，上海市文管会委员。1925年因同事王伯沆之托为刘鹗遗孀分售甲骨，他自购200版，皆精品，其间又为叶玉森写《殷契钩沉序》，所作甲骨文书法别具特色。

1957年

苏莹辉《中国文字书写工具探源》(上、中、下)发表于台湾《大陆杂志》第15卷第3、7、8期。

懿荣《漫谈甲骨文字的书法》、朱家濂《中国字体演变简说》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第1期。

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收录甲骨文朱书、墨书15片。

1958年

严一萍《中国书谱殷商编序》收录于台北艺文印书馆《中国书谱》。

1960年

《甲骨文墨场必读——集殷墟文字楹联汇编》在日本出版。

10月，《集契集》发表在《中国文字》第1期上。

杨仲子卒(1885—)，江苏南京人，精于钟鼎文字及甲骨文书法，善以甲骨文入印，徐悲鸿称其为近代以“贞卜文字入印之第一人”。

1961年

董作宾《殷墟文字中之人猿图》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学院古文字研究室《中国文字》第2期。

董作宾《跋鼎堂赠绝句》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学院古文字研究室《中国文字》第3期。

日本欧阳可亮《尧山甲骨美术第一集五十幅》由春秋学院甲骨学术研究室编印出版。

1962年

胡小石卒(1888—)，浙江绍兴人，他21岁始钻研甲骨文，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校教授，讲授甲骨文，成《甲骨文例》，为第一本研究甲骨文文法的著作。30年代有《临甲骨文》存世，其书涩笔顿挫、古朴瘦劲。

金梁卒(1878—)，浙江杭州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其甲骨文书法见于《民国时期书法》(上)。

作者：shiyangde 2006-6-11 19:2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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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1963年

董作宾卒(1895—)，河南南阳人，是研究甲骨学专家“四堂”之一。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作了卜辞断代研究，即根据卜辞之“贞人‘等所属时代而把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并指出各个时期卜辞的风格特点。同时他还经常书写甲骨文对联、集诗等，笔致秀润端雅，深得卜文神韵。

1965年

9月，《甲骨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正编共录定甲骨文1723字(见于《说文》的有941字)，附录共收入2949字，全书共收入4672字。

童雪鸿卒(1909—)，安徽巢县人，其甲骨文书法载于《中国书法》1992年第1期。

1967年

董作宾所写卜辞集联收入《董作宾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集》。

1969年

台湾严一萍合编六家(罗振玉、章玉、高德馨、王季烈、丁辅之、简经伦)为《集契汇编》。

1971年

潘天寿卒(1897—)，浙江宁海人，其甲骨文书法用笔老辣苍润，结体峻拔奇肆，章法遗失宕起伏。

1972年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发表于《考古学报》第1期。

1973年

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卜辞5335片，此为殷墟甲骨文第二次重大发现。

鲍鼎卒(1898—)，江苏镇江人，擅甲骨文书法。

1974年

台湾石叔明、林翰年编《甲骨文与诗》和《商卜文分韵》。

1977年

陕西岐山凤雏村建筑遗址出土西周甲骨卜辞17000余片。

1978年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十三集，共收录甲骨41956片，1978年至1982年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收录甲骨文朱书、墨书9片。

台湾安国钧《甲骨文字集联诗格言》由台北维新书局出版。

日本欧阳可亮《集契集》出版，欧阳可亮在东京建立甲骨学院。

严一萍撰《甲骨学》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该书第八章为《甲骨文字的艺术》。

11月，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在长春举行，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成立。

郭沫若卒(1892—)，四川乐山人，为“甲骨四堂”之一。以历史唯物史观研究甲骨文，著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一系列在中国学术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其甲骨文书法甚少，尤为珍贵，今仅见《甲骨文字研究》中一小幅甲骨文临作及1934年为柳非杞书甲骨文书法条幅。

1979年

10月，《文物》开始公布岐山出土有字西周甲骨。冬，陕西扶风齐家村发现有字西周甲骨。

唐兰卒(1901—)，浙江嘉兴人，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建国后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副院长。有关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著作有《殷墟文字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中国文字学》等，其书临甲骨文多见于著录。

1980年

徐中舒主编、徐无闻主持编写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

5月，唐兰著《殷墟文字记》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该书着重甲骨文字的形体分析，对于一般的书法篆刻工作者有一定帮助。

李圃编《甲骨文选读》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法》第6期发表杨鲁安《甲骨文书体浅说》。;

陆维钊卒(1898—)，浙江平湖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其甲骨书法瘦硬劲健，载于《中国书法》1992年第3期。

1982年

李其复编《董彦堂先生甲骨文法书集》出版。

赵铨、钟少林、白荣金《甲骨文字契刻初探》发表于《考古》第1期。

1983年

孙杰《从甲骨文的书契谈其字体特色》发表于《书法研究》第3期。

安国钧《甲骨文字集联诗格言续编》、《甲骨文字书例》出版。

容庚卒(1894—)，广东东莞人，早年师从罗振玉、王国维，对殷周以来甲骨文、彝文字进行过大量的研究。青年时先攻小篆，后转向金文、甲骨文书法，其书端庄清隽。

1984年

3月3日，徐稷香《郭沫若手书甲骨文(为柳非杞手书)》发表于《人民日表》第8版。

《甲骨文字书道のすすめ》城南山人著，由日本株式会社日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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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河南建立安阳殷墟博物苑。

河南安阳举行殷墟笔会、甲骨文还乡书法展。

河南巩县建立“甲骨书法碑廊”。

刘亮《我国最早的微型刻字——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西周甲骨文》发表于《书法》第4期。

诸乐三卒(1902—)，浙法安吉人，解放初在浙江美术学院对甲骨文产生浓厚兴趣，除精读少数甲骨拓片、影印件之外，还大量抄写、集联，其甲骨文书法用笔厚重，古朴自然。

1985年

《书法》第2期发表唐复年《甲骨文简说》。

游寿《殷契选释》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欧阳可亮编辑出版《甲骨文书道作品集》。

日本贝冢茂树著、杨升南译《评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字体演变观》发表于《殷都学刊》第4期。

陈恒安《殷契书法漫述》发表于《贵州省博物馆馆刊》创刊号。

安阳甲骨学会成立。

1986年

欧阳可亮《甲骨文还乡之愿》发表于《殷都学刊》第1期。

刘桓《从甲骨文到金文》发表于《文物天地》第2期。

《书法研究》第2期、4期分别发表王慎行《卜辞书法的结体与布局初探》、冼剑民《甲骨文的书法与美学思想》。

5月18日，童稼霖《古朴遒劲数甲骨》发表于《苏州报》。

6月，朱鸿元《青铜刀契刻甲骨文字的探讨》载于《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8月5日，陈振濂《空间美的确立——甲骨文艺术》发表于《光明日报》。

9月，何崝《甲骨文字帖》由巴蜀书社出版。

10月，日本内山知也编《甲骨文墨场必携》由东京木耳社出版。

刘兴隆《甲骨文集句简释》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7年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成立，胡厚宣任会长。

美国魏乐唐《魏乐唐书甲骨文集联》出版。

1988年

台湾严一萍合编六家为《集契汇编》发表于《中国文字》新12期。

锡山秦氏古鉴阁藏本《殷墟文字集联》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孙叙常撰集《龟甲兽骨文字集联》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9年

4月，徐振韬在英国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举办甲骨文书法展，为在国外举行甲骨文书法展之发端。

6月，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第十六章为《甲骨文与甲骨书法》。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10月，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其中收录有刘江等对商周甲骨文及近现代甲骨文书法篆刻名家名作的品评文章)由大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刘兴隆《甲骨文集联书法篆刻专集》出版。

1990年

徐谷甫、濮茅左编篡《商甲骨文选》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台湾甲骨文学会成立。

1991年

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濮茅左编《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乃栋书《写意甲骨文》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黄孕褚《甲骨文与书法艺术》由香港文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杨仲子金石遗稿》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秋，安阳花园庄东地发掘有字甲骨579片，其中上有刻辞的完整卜甲达300多版。此为殷墟甲骨文第三次重大发现。

1992年

徐无闻、黄任重编《殷墟甲骨书法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仁生《从毕达哥拉斯的“美是和谐”谈及殷商甲骨文》发表于《书法赏评》第2期。

徐振韬《罗振玉和甲骨文书法》发表于《书法导报》第30期。

台湾董玉京撰《董玉京甲骨文草书集》出版。

9月，安阳段长山、魏峰合编《甲骨文书法艺术大观》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被誉为“我国第一部集近现代甲骨文书家作品之大成”的著作。

沙孟海卒(1900—)，浙江鄞县人，所临武丁时期甲骨文一帧见于《沙孟海书法集》。

商承祚卒(1901—)，广东番禺人，1921年到天津问学罗振玉，研读甲骨文，1923年编著《殷墟文字类编》，先后在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许多著名学府讲授甲骨文。青年时期受其师罗振玉影响学习甲骨文书法，其甲骨文书法古穆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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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1993年

袁德炯《八然斋习书答记之一》发表于台湾《甲骨文学会会刊》。

张俊之《甲骨文书法谈》发表于《书法艺术》第1期。

齐冲天《一项切实有益的工作——<殷墟甲骨书法选>读后》发表于《书法报》第15期。

8月，《中国书法》杂志社与中国古文字研究会联合举办了在京著名古文字学家关于古文字与书法的座谈会。

锐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读<殷墟甲骨书法选>》发表于《博览群书》第9期。

翟万益《殷卜书法艺术的叛逆——周原甲骨文书法艺术探微》收录于中国书法家协会编《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出版。

安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安阳市书法家协会编《甲骨文书法艺术论文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

徐无闻卒(1931—)，四川成都人，西南师范大学教授。曾手抄甲骨文字约20万字，为书法研究生讲授甲骨文及其书法。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殷墟甲骨书法选》，其甲骨文书法篆刻质卜典雅。

1994年

吴仁生《董作宾在甲骨文书法艺术上的造诣》发表于《中国文房四宝》第3期。

10月，安阳举行“’94中国安阳甲骨文发现95周年国际学术纪念会”，大会还在殷墟博物苑举办了甲骨文书法摹刻艺术作品国际大展。

台湾《印林》《甲骨文书艺入印。专集出版。

游寿卒(1906—)，广东霞浦人，胡小石弟子，黑龙江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殷契选释》，其甲骨文书法浑朴自然。

1995年

1月、3月和11月徐振韬分别在英国帝京大学、杜伦大学和美国柏克利大学举办个人甲骨文书法展，每次展出30余幅。

江苏省甲骨文学会成立，该会与台湾甲骨文学会、日本甲骨文谈话会建立了良好的合和关系，进行了多次学术文化交流。

苏金海《甲骨文治印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于《书法报》第25期。

金开诚、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其中有张铁民对于商周甲骨文艺术的述评文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马洪《甲骨文入印：从文字结构到艺术结构的问题》发表于《书法艺术》第4期。

王天民《甲骨文心理场的现代观照》发表于《现代书法》第6期。

刘顺《我写甲骨文》发表于《书法报》第46期。

安阳殷墟甲骨文艺术研究会成立。

金学智《甲骨文集唐诗一百首》出版。

刘兴隆《甲骨文书法集联》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1996年

黎忻《天真烂漫自然天成》发表于《现代书法》第2期。

南京举办江苏省甲骨文学会首届书法展。

1997年

南京举办首届中日甲骨文书法展。

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掘成果鉴定会。

刘正成《桓台史家岳石甲骨出土刍议》发表于《中国书法》第5期。

李鸿伦书《甲骨文书法》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

戴天仇著《甲骨文书艺》(百日通)出版。

《书法》第3期发表张俊之《罗振玉对甲骨文书法的贡献》。

7月，南京举办首届海峡两岸甲骨文书法联展。

陈爱民《从甲骨文到甲骨文印的审美转化》收录于《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

《书法艺术》4、5期，发表张俊之《谈甲骨文书法及篆刻的创作》。

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出土文物与书法”国际书法研讨会在台北举行。

毕涤辛《甲骨文断代分析及其书法风格简介》发表于台湾《甲骨文论文集》。

12月，《中日首届甲骨文书法展选集》出版。

刘顺卒(1950—)，河南安阳人，安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安阳甲骨文学会副会长，其甲骨文书法空灵简古。

秦士蔚卒(1922—)，江苏淮安人，数十年致力于甲骨文书法篆刻，其甲骨文书印浑朴奇崛，别开生面。

1999年

《中国书法》第1期，发表刘一曼《殷墟甲骨文三次重大发现》。

西泠印社举办“西泠印社第4届篆刻作品评展”、“西泠印社篆刻创作理论研讨会”。其作品投稿要求其中希望1方用甲骨文入印。短论内容之(3)为：“甲骨文入印的探讨及与篆刻有关的其他方面。”

4月，在山东烟台举行“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00周年”活动。

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由江苏省甲骨文学会与江苏省社科联、江苏省教育工会、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甲骨学商史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台湾甲骨文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举办“甲骨文与商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海内外甲骨文书艺展”。

5月，由江苏省文化厅、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海内外甲骨文书法大展”。

刘一闻《甲骨文与书法篆刻》发表于5月13日《大众日报》。

《首届海峡两岸甲骨文书法联展作品集》出版。

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上海博物馆从其馆藏的5000版甲骨文中挑选出1000版甲骨文，举办上海百年来首次甲骨文专题展。

8月，“魏峰甲骨文书法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河南省安阳市8月19日召开甲骨文书法艺术研讨会，20日召开甲骨学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另安阳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纪念大会，21日举办“全国甲骨文书法篆刻作品大展”开幕式。

国家图书馆在北京举办“百年甲骨精品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项目“甲骨学一百年”科研成果《甲骨文一百年》、《甲骨文合集补编》(共收录甲骨13450片)和《百年甲骨学论著目录》出版。

南京举办“百年甲骨学——南京图书馆藏甲骨学文献展”。

《胡小石临甲骨文金文长卷》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

甲骨文孤本《丁山摹本》拟由江苏出版。

徐振韬、周凤池主编《国际甲骨文书法篆刻家大辞典》拟出版。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甲骨文》卷拟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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